云居寺石经幢佛雕像（辽代)

北京云居寺北塔

北京云居寺 视觉中国

王岗

北京房山云居寺崇拜的石经、纸经、木经等释教文件遗产，咫尺正讲演衔尾国教科文组织的《寰球回首名录》（即“寰球回首遗产”）。北京云居寺享誉寰宇，尤以僧东说念主静琬主捏的石经刻造工程著称。这项工程始于隋，绵延至清，千余年从未中断，为后世留住了堪称“北京小敦煌”的石佛经额外遗产。对于这项伟大的文化工程，众东说念主大多转移于石佛经的刻造，却忽略了寺庙自身的发展变迁。北京云居寺的源起与发展有着何如的资历呢？

刻经建寺的据说资历

东说念主们浩荡觉得，云居寺的石佛经刻造，缘起于隋代僧东说念主静琬。而在静琬刻造石佛经时，关系纪录多聚焦于石经山设备的寺庙。唐东说念主刘济在《涿鹿山（石经山曾用名）石经堂记》碑文中提到，“至国朝贞不雅五年，《涅槃经》成，其夜山吼三声，生香树三十余本。其年六月，瀑水浮大木数千株于山下，遂组成云居寺焉。”（《全唐文》卷五百六十二）明东说念主刘侗、于奕正在《帝京景物略》中也引述了此事，内容与刘济碑文大体一致，仅在翰墨表述上略有不同，其商量文本当源自刘济的碑文。

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隋炀帝的萧皇后捐资修建了房山云居寺吗？据计议文件纪录，为静琬刻造石经提供大限制扶持的东说念主是隋炀帝的萧皇后和国舅萧瑀。唐代故事集《冥报记》称：“时隋炀帝幸涿郡，内史侍郎萧瑀，皇后弟也，性坚信佛法，以其事白后。后施绢千匹及余钱物，以助成之。瑀施绢五百匹，朝野闻之争共舍施，故苑得遂功。”（《法苑珠林》卷十八）这一大笔财帛，是在隋炀帝幸涿郡时所施。

咱们查到隋炀帝到涿郡的工夫，是在隋伟业七年（611年）四月，“夏四月庚午，至涿郡之临朔宫”。（《隋书》卷三《炀帝纪》）及翌年七月，“癸卯，胜利”。（《隋书》卷四《炀帝纪》）故而隋炀帝的萧皇后扶持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夫也只但是在这一年多的工夫里。从隋伟业七年到唐贞不雅五年（631年），其间相隔了二十年，静琬不能能在这二十年间都莫得设备寺庙。

第二个问题是对于云居寺的设备地点和工夫。按照上述两种文件纪录，云居寺的设备地点是在石经山（今属北京市房山区），工夫是在唐贞不雅五年（631年）。而据《冥报记》所载，静琬刻造石佛经的工程，是在隋炀帝同房涿郡之前，而寺庙的设备，则是在萧皇后等东说念主捐助之后。这应该是事实，淌若莫得这一大笔捐助，不仅无法建寺，就连刻经工程也会难以为继。

《大藏经》第五十三册（《法苑珠林》卷十八）纪录了《冥报记》中萧皇后捐助后的一个细节：静琬因役匠繁密、走动东说念主员混乱，本思在山岩前修建木佛堂、食堂和宿舍，却因木料、砖瓦难以运筹帷幄，又惦念消耗刻经的物质，迟迟未能动工。整夜暴雨突降，雷声转化山体，次日天晴后，众东说念主发现山下稀有千株松柏大木随激流激荡而来，堆积在路旁。石经山以东地区素来衰退木料，松柏更是萧索，僧俗众东说念主见此表象都大为震恐，不知木料从何而来。后经查探思路，发现这些木料是从西山的崩崖处被激流冲来。此事让遐迩之东说念主皆叹服不已，觉得若非佛法福力，绝难引来这么的神助。随后，静琬命工匠挑选可用的木料，将其余的分给乡里，乡里匹夫既感恩又傀怍，纷纷出力协助设备堂宇，不久后便按静琬的心愿建成了关系建筑。而这段纪录，与刘济碑文中所记贞不雅五年浮木建寺的事件，实为吞并桩。

彼也云居寺，此也云居寺

笔者再查关系文件，清雍正期间《畿辅通志》纪录：“云居寺：在（涿）州东北隅，内有宝塔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余地。”又称：“智度寺：在涿州云居寺前，内有宝塔高二十余丈，周围三十步。又一台高二丈，广百五十步，唐时建，碑刻尚存。”那时涿州城（今河北省涿州市）里有云居寺、智度寺两座庙宇，各有一座高塔，何况“双塔”照旧闻明的“涿州八景”之一。

尔后不久，清乾隆期间纂修的《日下旧闻考》，援用《日下旧闻》中的《遗址志》称：“智度寺在城东北隅，创自唐时，有旧碑刻，后来即云居寺。俱有石基宝塔。”这里也非常强调了涿州的双寺、双塔。值得防范的是：其一，两寺中有一寺明确是云居寺；其二，这两个寺庙都是在唐代依然设备了的。

咱们再查，又有一清东说念主关系纪录称：“涿州城东北隅有双塔，俗呼为南塔、北塔者。塔前有金天会十年智度寺奉侍塔灯记，又明嘉靖十三年重修智度寺钟饱读楼碑，又嘉靖十四年新建智度寺天王殿记碑，顿诜（应为锐）撰。国朝顺治二年重修智度寺碑，冯铨时为礼部尚书、宏文院内院学士。按二塔皆唐时建，智度寺在南塔下，云居寺在北塔下，寺久圮，二塔皆完好意思。”（清吴庆坻《蕉廊脞录》卷六《涿州双塔诸碑记》）吴庆坻是浙江钱塘东说念主，光绪十二年（1886年）进士。由此可见，涿州的双塔在光绪年间尚完好意思，而寺拔除很深切。

至此，史料中出现了两座云居寺，一个在河北涿州，另一个在北京房山石经山。这两个云居寺到底是什么关系呢？石经山的一处碑刻给咱们揭开了答案。该碑文称：“琬公故涿东说念主，于涿建二寺，又名智度，又名云居，各建一塔。智度塔高六级，云居塔高七级，皆虚敞玲珑，户牖洞达，象教力已甚巨。及刻经既成，因山巅石室为雷音殿，仅架数楹，不及以多住僧伽，大弘法宝，见山麓流泉三说念，各建一寺，中曰中云居，左曰东云居，右曰西云居，凤凰彩票土着所谓中、东、西三峪寺者，即其处也。”（无名氏《小西天东峪不雅音寺碑铭》拓片）蓝本静琬在涿州建寺之后，又在石经山再建新寺。

在云居寺的碑文中，有一篇辽清宁四年（1058年）由赵遵仁撰写的《涿州白带山（即石经山）云居寺东峰续镌成四大部经记》，其中的两句话相当进攻，即“寺自隋朝所建，号自唐代所赐”。（《全辽文》卷八）在这里，赵遵仁实质上是把涿州城的云居寺和石经山的云居寺搞混了。他所说的云居寺，是静琬在涿州城设备的；而他碑文中提到的“云居寺东峰”，则是石经山的云居寺了。通过他的碑文不错阐述，涿州城的云居寺，是在隋朝设备的，尔后在唐朝得到官方定名。

辽代及后世诸多东说念主士常将涿州与石经山的两座云居寺同日而言，这一方面是因两寺同名，甚而未亲临此地者极易产生诬蔑；另一方面也印证了两座寺庙在那时计议极为缜密，故而东说念主们常将二者视作一体。

由此可见，在涿州城内的“双寺”“双塔”，是静琬设备的第一批寺庙和佛塔，其建寺所用经费，应该等于隋炀帝的萧皇后及国舅萧瑀等东说念主的捐助。

石经山上再添三座云居寺

北京房山的云居寺，究竟是若何兴修的？跟着刻经工程的捏续鼓吹，静琬入辖下手营建第二批寺庙，这次建寺地点不再是涿州城内，而是选在了石经山。这时设备寺庙的限制颇大，共有三座，即中峪寺、东峪寺和西峪寺，也被称为中云居寺、东云居寺和西云居寺，民间则习气以“三峪寺”很是。而真确的云居寺，则是在涿州城里。

石经山的这三座新寺，依地舆认识分为中、东、西三座，又因地处山谷，衔尾地形本性冠上“峪”字，得名中峪寺、东峪寺及西峪寺。也有部分文件未沿用“峪”字，以“域”字加以替代，遂变成了中域寺、东域寺及西域寺的称谓。在中国古代，这种同音不同字的情况十分常见，因此关系史料中“峪”与“域”二字常混用，实则所指的都是石经山上的这三座庙宇。

第一批建成的两座寺庙，获官高洁式定名云居寺与智度寺，寺名因此带有明显的官方属性。而第二批营建的三座寺庙，被称作中峪寺、东峪寺、西峪寺，彰着并非官方定名，而是民间依地域特征变成的俗称。后世为其冠以“云居”二字，便未再另立新的寺名。

因为这两处云居寺的同期存在，重名的问题就出现了。东说念主们在创作诗文的时候，用“云居寺”这个称号就会产生歧义，到底是指涿州城里的，照旧石经山的云居寺呢？而一座寺同期使用两个寺名的情况也会出现。如清乾隆帝在游览了石经山之后，既作有《御制初游云居寺二十韵》《御制游云居寺即景杂咏》等诗，又作有《御制西峪寺诗》。诚然描述的是吞并处寺庙，却给东说念主是两处寺庙的嗅觉。

恰是由于寺名的无法合一，故而使得云居寺有了不同的称谓。

其一是“云居上寺”，见唐代吉逾、吉播、王潜、王益等东说念主的诗作。而他们在诗中所描摹的，除了寺庙除外，也有其他关系的景致。

其二是“西峪寺”，这是特地的寺庙称谓，淌若用这个称谓，就不会引起其他的歧义了。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东峪寺”。如明朝东说念主朱宗吉写有两首诗，一为《西峪寺》，另一为《小西天登雷音寺阁》，这里的雷音寺，实质上指的等于“东峪寺”。再如清朝的朱彝尊，既写有一首《东峪寺》，又写有一首《西峪寺》。但是，这个称谓对好多东说念主而言，并不知说念在写云居寺。

其三是“西峪云居寺”。这是两个称号疏导的称谓。如清代定亲王绵恩，即写有《三月初五日至西峪云居寺作》一诗。而恭亲王奕，则写有《西峪云居寺对雨吟》及《重游西峪云居寺》二首集句诗。其实两首诗作的题目，也都不错写为“西峪寺”八成“云居寺”。但是，这两个称号在疏导之后，就愈加准确了。

其四是“石经寺”。这一称谓在历史文件中纪录甚少，且并非静琬所建五座寺庙中的任一称号。但是，这个称谓又很准确，是专指石经山上的寺庙。如明朝东说念认识循占（有的文件称之为张循古），就作有《小西天石经寺》一诗。诚然究竟是指石经山上三座寺庙中的哪一座莫得阐述晰，但是细目不会是指涿州城里的云居寺。

静琬建寺为何选址京西南

跟着历史变迁，涿州城内的云居寺与智度寺在清代中期先后废毁，石经山的中峪寺、东峪寺不久后也接踵湮没，只消西峪寺留存下来，且保存有巨额石刻佛经。这里也最终成为“云居寺”称谓的唯独传承者，如今东说念主们所说的云居寺，只但是往常的西峪寺了。

通过解读无名氏的碑文，咱们还有一个进攻的发现。碑文称“琬公故涿东说念主”，这标明，静琬法师的梓乡等于涿州。这个发现为咱们惩处了一些以往的疑问。

其一，静琬把隋代萧皇后捐助设备的寺庙建在了涿州，而不是其他场地，恰是因为他对梓乡有着特殊的厚谊，对涿州的情况相当熟识，才会有这个决定。

其二，静琬遴荐石经山四肢刻造石佛经的地点，也不是无意的发现，而是他对这里早有了解，才会在此举行刻经工程——一来便于赢得刻经的石材，二来便于将刻好的石佛经藏到岩穴之中。至于石经山上的石窍，并非自然变成，而是他“凿岩为石室，即磨四壁而以写经”，“每一室满，即以石塞门，融（熔）铁锢之”。（见《冥报记》）这些举措的背后，皆与静琬的涿州籍贯有着密不能分的计议。静琬死一火后，萧皇后资助的用度应该也消耗得差未几了，恰又有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带来了一巨额佛经和田产，才使得刻造石佛经的工程得以不断。

从静琬设备寺庙、刻造石佛经的史事不错看出，早在中国古代，京冀间的文化会通就有着深厚基础，且这种会通体当今社会生计的各个方面。房山云居寺所在地从唐代到元代一直隶属于涿州，此地在唐代称范阳县，金代称奉先县，元代改称房山县；到了明清期间，云居寺随涿州一王人隶属于顺天府。如今，房山包摄于北京市，涿州为河北省涿州市。

而谈及云居寺的释教文化传承，自当将涿州云居寺与房山云居寺一脉邻接。这项起初于隋、绵延千余年的刻经工程，当先便与涿州云居寺相伴而生，后随石经山三座庙宇的营建不断拓展、薪火相传，树立了这一经久的文化瑰宝。（作家系北京古都学会会长）